Al Pacino说：“我爱冒险，要说有什么不爱的——自杀。”几天后，他告诉我一个故事，关于他电影生涯中第一个伟大的冒险。那是《教父》中的一个场景，Michael Corleone在Bronx街的餐厅，射杀一位敌对黑帮头目，和一名腐败的警察。

Pacino说：“演戏能带你逃离病态的自我，返璞归真。”(Platon for Newsweek)

“我很肯定我当时在射杀Sollozzo之后并没打算以《教父》中表现的那样一种方式来把枪扔掉，”Pacino说，“他把枪抛下，轻轻抛下，‘那不是我的工作，但我那么做了，我做到了。’”Pacino停顿了一下，好似他又亲历了一遍当时的场景。当时这位32岁的男演员首次出演真正意义上由他主演的动作电影，并且在已知制片公司想换掉他的情形下，正试图找到他自己的方式，用以阐释这个神秘莫测的角色。“那个举动包含了很多东西，”他又停了一下，说“好像是在说‘把它从我身边拿走’——又或者根本不是那样。”又是一个停顿：“很矛盾很复杂。”

我第一次遇见Pacino是在曼哈顿市中区他租来用作办公室的一间公寓里。那时他即将出演一部David Mamet编剧、的由百老汇戏剧《Glengarry Glen Ross》改编而来的同名戏剧电影（编者注：电影上映时间是1992年），故事发生在聚集于一间小办公室的一群地产骗子中间，是一个关于灵魂迷失、言语失效的现代寓言。

百老汇坚持不懈得把他从好莱坞拉向自己的怀抱，就像因黑手党家族的责任与血亲羁绊，Michael Corleone一次又一次试图走向正途时又被拉回深渊一样，在Pacino这里，戏剧就是他要走的阳关大道。

72岁的Pacino，有一张奇妙的脸孔，你隔着一段距离看他，你会觉得这是一张泥瓦匠的脸；但当你离近一点再看，你又觉得那张脸是属于曼图亚公爵的。他的外表兼具优雅与粗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式低调谦逊。他脸颊的颜色略深、短须硬朗。让我不断得回忆起我在一本书中读过的一个短语“bathed in high feeling”（编者：高山仰止深不可测）。Pacino永远“bathed in high feeling”。即使在他有意识地使谈话气氛更亲和时，他依然是那么高高在上、超然于外。

Pacino常常用绘画来比喻演戏，就好像真的如Jackson Pollock在作画一般。他游走在谈话周围就好像游走于铺在地板上的画布四周一样：轻描、重彩、滴上一滴、泼上一瓢、思考上一会儿再重新开始一轮。他说：“我可能表述得很矛盾很含糊，找到合适的词汇要经过一番挣扎，”他停了一会，说：“当我们谈话的时候，我试着让它尽量简单。”看似矛盾、看似模糊、看似反复无常都是在试图超越语汇以求达到某种基本的真相。就像在解释当Michael扔掉手枪的那一刻他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的时候，他给出了那么多不同的版本。

Al Pacino让现实趋近完美。在70年代的《教父》第1（1972）、2部（1974）、《冲锋（Serpico；1973）》、《热天午后 （Dog Day Afternoon；1975）》，更不必说后来的《疤面煞星（Scarface；1983）》、《 爱之海（Sea of Love；1989）》、《教父3（The Godfather Part III；1990） 》（“如果说我对这部电影有什么不满，那就是我的发型。”Pacino说。）《闻香识女人（Scent of a Woman；1992）》《盗火线（Heat；1995）》、《忠奸人（Donnie Brasco；1997）》、《失眠症（Insomnia；2002）》等等电影中，Pcino的演技不仅是炉火纯青更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境界。他表演角色就如同他在亲自勾画角色。他塑造了像Captain Ahab、Jay Gatsby式的新美国人形象：被家族腐败所诅咒的儿子（《教父》）；被英雄气概所驱使的受伤哨兵司机（《冲锋》）；被怒火与爱情割裂得支离破碎的不法之徒（《热天午后》）。他神话般的已然重新划定了美国人演技的巅峰。

即便是在荧屏大红大紫的1970年代，Pacino仍然回归到他热爱的舞台，凭借在《The Basic Training of Pavlo Hummel》里的角色赢得一尊托尼奖。他告诉我：“成为一名高空杂耍艺人的要义是在舞台之上但又逃逸于外。你正在经历一场冒险，你置身此情此境，拥有恰如其分的感觉。”但事实上，Pacino在影片中的表演凭借他恰如其分的感觉已然超脱于荧幕之外。也许Pacino与Marnet如此相得益彰的一个原因就是Manet是一名为荧屏而生的剧作家。Pacino描述Manet的语言是“听上去的感觉既不能说是很自然、也不能说是很戏剧，而是能让你不由自主得听下去。”这也就不奇怪，在一部由Manet自编自导即将上映的影片中，Pacino饰演的Phil Spector能够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很明显，这两个男人惺惺相惜已久。提到Manet，Pacino就情不自禁得谈论起了莎士比亚与奥尼尔。而对于跟Pacino合作是个什么情形，Manet说：“我很享受。”当问到Pacino的为人，Manet谈到了他的低调谦逊并坦白“为他疯狂。”

在他的早期影片中(Dog Day Afternoon; The Godfather II )，Pacino生动演绎了他的角色，而到了90年代，在《Glengarry Glen Ross》、《Scent of a Woman》中，他的演技已然炉火纯青以假乱真。

Manet告诉我，Pacino的天赋是无以言述的。“Lee Strasberg试图搞明白（是什么促成了这样一名伟大的演员），Antonin Artaud也想弄清楚。但没有一个能找到丁点儿由头（any f--king clue）。想要去概括还原Pacino的天赋，那根本不可能，它带着某种神性。怎么会如此，我们也不懂。”我问他，当30年前观看Pacino在台上表演《美国野牛（American Buffalo）》的时候作何感想，他说：“想像巴赫若能遇到格伦·古尔德。”

1980年代，面对选片失误带来的挫败感以及惨淡票房带来的巨大压力，Pacino有四年没有接拍任何电影，正是这期间他回到舞台参演《美国野牛》。并投资拍摄了一部电影，改编自英国剧作家的Heathcote Williams的戏剧，《区域歧视（The Local Stigmatic）》——一部短小精悍的杰作，揭示名声与嫉妒带来的紊乱效应。电影中Pacino扮演了一个具有让人恐惧的敏感和高智商的恶棍，用一口伦敦腔说着“fare-thee-well”。

Pacino谈起这远离商业电影的四年时光，仿佛回归到了天堂。他说：“我返璞归真，比以往更接近自我。这让我安适，也正是我需要的。”

演完《教父》，Pacino的身价水涨船高，随之而来的是：酗酒、抑郁、孤独以及自私。自私魇住了他。为说明此事，我摘录他常常引用的米开朗基罗的一段话，关于人需要从自我中解脱才能给予旁人快乐：

“这就是能带你逃离病态自我的全部方式，”他平和安静却掷地有声：“你所拥有的一己私利阻挡了你的道路。你需逃脱自我才能真实表达你要表达的。返璞归真。”

我问他有无接受过心理治疗。“有的，”他说，“我曾经接受过很长时间的治疗，感觉还不错。”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个笑话，却是关于治疗的无用。一个女人已经从同一位心理治疗师那里治疗了10年，最后一天她告诉她的医生他为改变她的生活做出了多么卓越的贡献，他使她感到如何圆满。但是她说：“这么多年来，你从未开口说过一句话，大夫，求你了，跟我说点什么，哪怕就一个字。”医生看着她，说：“No hablo inglés!”（我不会英语！）讲完之后Pacino笑得不能自已：“关于那门手艺可有得说呢。”

在问了几个问题之后，你会有一种感觉：Pacino希望他也能回一句“no hablo inglés.” 他不喜欢接受访问，而且当我的问题涉及个人生活时，他的回答不生硬但很坚决：“别，别问。”

而当问到他的感受时，他就很乐意开口。我想知道他是否想过重新回到成名前籍籍无名的生活。他把手放到头的两侧，脸也渐渐红了起来：“我只能一往无前。没人知道我是谁，”他的眼里闪过一丝自嘲：“那我该怎么上飞机？怎么去餐馆？我不知道，这就好像我得重新学会走路和说话！”然后他狡黠地笑了，身子往我这边探了探，说：“无论如何：都太迟了。”

他的母亲43岁的时候去世了，那时Pacino只有21岁，我问如果她重生回来，他会对母亲说什么。我感觉悲伤瞬间席卷了他：“我不知道，我只想说……太难开口了。首先我要请她坐下来，在她的额头上敷一块冷毛巾，因为当听到我身上都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她也许会被吓到，”他羞涩地笑笑，“等她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我首先会说：‘在这，您新公寓的钥匙’，如果在一个能看戏剧的城市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公寓，她或许会欢喜，我母亲热爱戏剧。她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我问起他母亲是怎么去世的，他说：“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你不能真正理解戏剧对Pacino的意义，为什么他一次有一次的回归于此，除非你真正理解他的家庭对他意味着什么。他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遗弃了他和他母亲，母亲带着他离开了East Harlem，回到了位于Bronx的娘家。一家7口挤在一间公寓里——“多几间未尝不可。”Pacino开玩笑说。那个年轻的男孩一定感觉到他为环境所限，但同时也感到，无限可能都向他敞开怀抱。

当我重复了Brando的话，他说到40岁的时候，他已无法信任任何人，Pacino给我的回复是：“那是因为Marlon远离了戏剧。”——他投诚了电影。在戏剧里，Pacino说:“你必须快速记忆，信任与自信会随之而来。”回忆起他年轻的时候看到一群演员围坐在咖啡馆里，他说：“萦绕在他们之间的那种舒坦闲适感染着你，那是一种类似家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家的感觉。”

有几次Pacino把剧院描述成一个持续与传统并存的地方，这个地方给成名之人以指导灌溉“无名小辈”的机会。谈到像Alfred Lunt与Lynn Fontanne这样的经典演员，Pacino带着渴望带着仰慕，说到：“他们投身戏剧，渐与生活融为一处，表演即如同呼吸般自然。”他以一种膜拜的姿态、通过每一细微变化的心境，每晚重复表演同一个角色，长达几月、甚至几年。

于此相反，当Pacino谈论起电影的时候，情绪中有一丝恼怒。他喜欢称它们为“魔术”（magic），他也很感激电影带给他的一切——不论是生活中还是电影中。他刚刚与Christopher Walken合作，拍摄完一部犯罪题材的喜剧《Stand Up Guys》，即将于12月上映。他感叹并厌恶商业电影不得不屈从于时间周期限制的压力，他甚至把他那些著名的带有鲜明个人特色的演绎手法都归因为投机取巧，而非一个“健康的”彩排周期。他说：“3周的彩排时间对电影来说已经足够了，今天他们根本就不彩排。”

而他谈论起逃离电影回归戏剧，听上去仿佛他在谈论一场新生：“就像重新回到了洞穴之中，可以这么说。”说道Pacino最亲密的朋友也是最敬重的长辈——Charlie Laughton，也恰好是他第一任表演导师，此时Laughton正在与神经性系统疾病多发性硬化症做斗争，Pacino满含尊敬与感恩：“Charlie是个天生的智者，他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人。”

事实上Pacino有许多敬重的长辈：Laughton、Lee Strasberg、Brando、Joe Papp还有制片人Marty Bregman。但从有了自己的孩子，他还未找到一种父亲的感觉，孩子们都自行成才，他告诉我：“在过去25年里，每一次我回到家，我说，‘等一下，这里的一切都与我无关，是吗？’”

Pacino说：“我能成为一名演员的唯一诀窍在于我是否能触及某个部分。只是如此。”他的这番话不禁使我想起Michael Corleone及其对父亲强烈的爱。我问Pacino在《教父》中，Brando作为黑道领袖与作为一个父亲，这之间的界限对他来说是不是模糊的。为回答这个问题，他给我讲了一个电影制作中的小故事。

“在拍摄之前，Francis把我们召集到一个位于East Harlem的意大利餐馆里。像个大家庭一样，我们围桌而坐，Marlon坐在首位，大约半时之后，也许加起来有一个小时，你能观察到，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在心理上，进入了他们的角色。Marlon之前并不认识我，但他回应我的时候仿佛我就是那个孩子——还未下定决心走上父亲想让他走上的路，而我，作为他的儿子，我感受到Marlon想要栽培我，而且对这个他最小儿子的一举一动都非常在意。他理解Michael，他理解他的角色，他爱沉思的性情，对事情的警觉、独立的个性，以及以他自己的方式，无法无天。”

爱沉思、高度警觉、独立、以及用他自己的方式，无法无天：在《教父》里，Pacino找到了能使他触及深入到他本身的角色。在East Harlem的那次晚餐，在一个全新的、神秘的家族之中，他紧紧抓住了他的天命。这是一个关于好莱坞的美国童话，也是一个关于现实的好莱坞童话；一个男人的美梦：在工作中实现你的宿命。

忽然之间，Pacino找到了我们谈话伊始他就期望找到的“基本地直白”，他说：“吾爱，成为我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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